【新華悅讀】“工業4.0”。如今，不僅僅是中國，也不僅僅是日本，而是整個世界的工業國家，都在談論“工業4.0”的概念！現在看起來，這個概念并不產生于亞洲。2013年4月8日，是德國政府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提出了“工業4.0戰略”。從此，“工業4.0”概念風靡全球。這個“時尚詞”，又被很多學者稱為人類歷史上的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。
不過，我要告訴讀者，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的概念，早在2010年就在亞洲的日本產生了。提出這個概念的人，是在日本網絡發展中起領導作用的藤原洋先生。他是一位工學博士，同時也是日本Broad Band Tower股份有限公司社長兼CEO，與美國微軟創始人比爾·蓋茨、喬布斯等大佬交誼匪淺。在他的《第四次工業革命》一書中文版由中國的東方出版社出版之際，我在《日本新華僑報》編輯部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，其內容也權且做本書的“代序”。
首倡日本版“工業4.0”
蔣豐：你的《第四次工業革命》2010年出版，到現在已經過去5年了。這5年內發生了很多變化，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有什么變化嗎？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與德國的“工業4.0”有什么區別？
藤原洋：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正在進行中。它讓人首先想到的就是IOT，也就是Internet of Things（物聯網）。這是實現第四工業革命”重要的技術支持。過去5年中，我越來越能感覺到，這種技術已經具備足夠實力來推動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。
首先，我想說，我作為一個亞洲的學者、企業家提出的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概念與德國的“工業4.0”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到目前為止，工業革命已經發生了三次：第一次是從英國開始的動力革命。第二次是從德國開始的電氣化革命。第三次是從美國開始的數字信息革命。對于這三次工業革命，德國學者與我的表述是相同的。在我們看來，第一次、第二次工業革命打破了地球生態環境，第三次工業革命則重視可持續發展。我主張的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，是用信息技術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革命。相對來說，德國“工業4.0”概念的范圍可能要小一些。它主要講的是用網絡技術來提高制造業生產效率，這是德國式的思考方式。德國的GDP中很大一部分是第二產業，這在發達國家中很少見。為了強化這一點，德國才提出“工業4.0”的概念，這是德國本土化的概念。比如說，低能源制造業等。所以，“工業4.0”主要強調通過提升工廠的效率，來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。
而我強調的日本版“工業4.0”概念的內容不僅是制造業，更是世界所有民族、所有國家、所有產業共通的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。這次工業革命是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，其中也包含德國的“工業4.0”。
“安倍經濟學”無法解決根本問題
蔣豐：2012年，安倍首相上臺后，提出了“安倍經濟學”等一系列經濟政策。以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，您覺得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與“安倍經濟學”有什么關聯？
藤原洋：“安倍經濟學”有順利的部分，也有不順利的部分。進行順利的部分主要是日銀的金融政策。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后，人們都對西方產生了懷疑。日本能走出那場金融危機，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沾了當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光。
因為中國經濟不斷發展，即使歐美經濟衰退了，通過與中國的貿易，日本經濟總算穩定了下來。但是，為了防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，所以“安倍經濟學”出現了。世界經濟危機中，日本在金融政策方面反應十分遲鈍。美國與英國都采取了貨幣寬松政策，也就是通過大量發行貨幣，增加貨幣供應量，并且這個數量是極為龐大的，這就造成了美元與英鎊的大幅貶值，推高了日元。
“安倍經濟學”中的第一支箭就是采取貨幣寬松政策。日銀總裁黑田東彥實行了貨幣寬松政策，終于使日本經濟恢復到了經濟危機前的水平。從這方面上講，我認為日本經濟好轉了。
但是，需求減少的部分不可能立即恢復，因此就有了第二支箭。通過投資建設公共項目，刺激經濟，擴大內需，也有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這只是短期刺激經濟的興奮劑，不大可能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的發展。
蔣豐：您認為安倍政權的能源政策如何？
藤原洋：能源對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非常重要。如今，日本必須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提高能源自給率。特別是東日本大地震后，日本一半以上的能源都需要進口。不論是石油、煤炭還是天然氣，日本基本都是靠進口。因此，提升能源自給率，在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中當然要強調，但我們更應該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。
安倍政權之前的菅直人政權，提出了關于可再生能源的“政府電力收購制度”。以太陽能發電為例，政府以“1千瓦/42日元”的價格收購電力，這比德國晚了近10年。但這個項目，沒有引起安倍政權的足夠重視。
舉一個例子，日本的太陽能電池都是日本企業生產的，但這些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，在電池構造等方面也落后于中國企業。能源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提升自給率，而不是為了保護太陽能電池制造商，如果多用一些中國的技術，或許會使目標更容易達到。因此，日本需要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，提升能源自給率。非常遺憾的是，日本對本國太陽能電池制造商的保護有點過頭了。其實，中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非常好，尤其是性價比方面。要實現雙贏，日本還需要努力。
不應拘泥“日本制造”
蔣豐：日本可以說是一個技術大國，掌握著很多先進技術。但是，為什么擁有那么多先進技術的日本大公司諸如三洋、夏普等會破產或者面臨破產呢？
藤原洋：單看太陽能電池，夏普確實沒有什么優勢，它的優勢在于液晶面板。夏普出現危機，我認為問題主要出現在經營方面，還有就是過分拘泥于“日本制造”。夏普應當具有國際企業意識，在中國設廠沒有什么不好，不必拘泥于設在日本
說到夏普，就不得不提一下“龜山模式”，它曾風靡一時。但世界在變化，如果一直都用“龜山模式”應對全球化挑戰，其結果不言自明。所以，我覺得，夏普過分拘泥于液晶面板和日本制造。三洋公司與京瓷公司雖然與夏普的戰略不完全相同，但也是拘泥于“日本制造”。事實證明，過分拘泥于日本制造的經營策略是不能適應全球化的。
蔣豐：老齡化問題是一個關系日本社會、日本未來的重要問題。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與少子老齡化問題有什么關系？
藤原洋：從世界范圍看，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最嚴重，之后應該是德國和中國。如果日本順利渡過老齡化，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很好的模板。隨著醫學的發展，人類的平均壽命會更長，如果新生兒不增加，平均壽命又增加，這必然會導致老齡化。
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重視的不是量而是質，做同一件事時消耗更少的能源，也可以稱之為“單人消耗較少型能源社會”。因此，以后的生活中，可以用更少的能源來維持整個社會的運轉。中國的勞動人口減少還需要等一段時間，但現在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要，要盡可能確保能夠獲得大量能源。像日本一樣減少能源消費是非常不錯的選擇。提高能源效率，這種模式可以使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適應老齡化社會。
機器人將引發第五次工業革命
蔣豐：您在書中提到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比日本要先進。那么，中國可以學習日本的什么地方？反過來，日本可以學習中國的什么地方？
藤原洋：我認為，日本首先應當學習中國公司的構造，其次是企業家精神。要變革就需要推陳出新，成立新公司。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0倍，但每天成立的公司數目竟然是日本的100倍以上，這就是創造新產品的原動力，這就是企業家精神，這就是創業者們。日本適合生活在永遠不變的舊體制下，這與中國完全不同。我也經常去美國，感覺這個世界上，只有美國和中國企業家才具有那種企業家精神，日本和歐洲都沒有。因此，日本必須學習一下。
反過來，中國在規模上有一定的優勢，而日本則在質量上有很大優勢，中國可以學習日本重視小地方，重視多品種少量生產。中國在大規模生產上具有優勢，如果雙方能互相學習就更好了。中國人喜歡考慮大問題，日本人喜歡考慮小問題。有時候應當考慮大問題，有時候也需要考慮小問題。
蔣豐：最近，“第五次工業革命”這樣的名詞也出現了，您認為“第五次工業革命”是什么？日本有什么優勢？
藤原洋：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之后，那肯定是“第五次工業革命”。要說“第五次工業革命”是什么，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超越人類智慧的機器人登場。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高度發展，完成度也大幅提高，從多方面會超過人類。
雖然機器人在多方面超過人類，但還僅限于記憶與運算。現如今，機器人還沒有自己的意識，都是按照人類編程來完成工作的，從這一點上來看，還是人類要更高一籌。
今后，電腦有可能自己編程。如果那樣，電腦會有一定的自我意識，也有可能最終超越人類。這是一個問題，處理得好，可以引發第五次工業革命，為人類帶來便利。如果處理不好，人類可能會被電腦支配。人類一直都在開發新技術，有好的部分就肯定有不好的部分，給人類帶來了便利，但也造成了空氣污染和水污染。人類需要用更好的技術來治理污染。
如果說日本在哪部分領先中國，那應該是工業機器人。如果日本與中國分享工業機器人技術，中國肯定能大幅提高生產效率。比如說汽車工業，可以分為兩部分：一部分是涂裝機器人，一部分是焊接機器人。在這兩方面，日本具有壓倒性優勢。
蔣豐：去年的APEC會議上，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就保護環境達成了一致，比如說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，但日本為何卻遲遲沒有行動？
藤原洋：我認為2011年日本發生東北大地震后，關停核電站的影響非常大。如果停止核電站發電，日本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標就無法實現。與其說是核電站的好壞問題，不如說是日本的現實問題。日本是地震大國，東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島核電站事故，影響深遠。如果不清除它的影響，日本很難重啟核電站。所以，有人說，不是日本不想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，而是因為停止了核電站發電，無法保證減少二氧化碳。正因為如此，我才大力倡導發展可再生能源。
全球企業互通最重要
蔣豐：對于日本制造的“工業4.0”，您認為應當注意什么？
藤原洋：我說的“第四次工業革命”，是指在重視經濟發展同時，更重視整體地球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。德國的“工業4.0”主要強調提高制造業的效率。Internet of Things（物聯網）的重點是互聯網。如果沒有相互的連接，那是不行的。只在一個公司使用Internet of Things也是沒有意義的。世界范圍內的所有企業都參與進來，達到生產設備的共通才最重要。
看一下日本的制造業可以發現，日本的網絡連接是由單個汽車企業、單個機械制造商組成的。我是推動網絡的人。我認為，即使是不同國家的企業，也可以通過網絡相互連接。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“工業4.0”。可是，現在日本沒有這樣做。
我認為，國家間的競爭，隨著時代變化已經沒有意義了。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會導致戰爭，而企業之間的競爭則不會。從這一點看，企業間的競爭或許會更好。跨國企業日本有，中國有，美國有，歐洲也有，選擇合適的地區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，同樣會產生雇傭關系，會推進企業的發展。拘泥于哪里制造的問題，我認為那是一個錯誤的想法。制造自己的優勢產品，不論是中國制造還是日本制造，或者是德國制造，都無所謂。產品“必須這里制造”的觀念，作為企業經營來說已經過時。當今世界，最應該強調的是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。
（本文執筆者系日語版《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》總編輯、中文版《日本新華僑報》總編輯）
